掛不上號一直是困擾患者就醫的老大難問題，優質醫療資源的供需矛盾導致號販子群體的產生。近年來，隨著政府對號販子打擊力度的加強，徘徊在各大醫院門口，鬼鬼祟祟的號販子們逐漸消失了。情況真是這樣嗎?記者通過調查發現：號販子竟然轉戰于互聯網掛號平臺，又干上了倒賣號源的勾當。

號販子轉戰互聯網掛號平臺

　　針對患者掛號難的問題，北京市非急診掛號已實行全面預約掛號。患者可通過“京醫通”官方微信、自助掛號機、電話等多渠道，實名預約7天內號源。盡管預約掛號便捷省事，避免了排隊等候的辛苦，但不少患者發現，很多三甲醫院還是一號難求。

　　為什么在官方渠道搶不到的號源，卻能在一些第三方的App(手機軟件)上輕松掛上呢?其實事實上，所謂的掛號App并非是幫助患者解決掛號難的公益App，而是一個患者和號販子的中介平臺。號販子已經一改畏畏縮縮的形象，乘上了互聯網時代的東風，變身成“就醫助理”。記者下載了某掛號App，該平臺聲稱可預約全國三甲醫院各科室的號源。在北京市預約掛號統一平臺上，協和醫院心外科9月20日上午的就診號顯示已經掛完，但在該App上卻顯示可下單，需要支付90元到900元的費用。支付后，訂單狀態顯示為“待搶約”，并提醒記者“為保證您的權益，請拒絕任何形式下的線下交易”。顯然，“待搶約”的說法暴露了這是一個號販子與患者之間的交易中介平臺，一邊是患者下單預約掛號，一邊是號販子接單代掛，就像打車軟件和外賣軟件一樣。平臺之所以提醒患者不要與“就醫助理”私下交易，是擔心“跑單”拿不到提成。與平臺聲稱的“創立初衷是為了提供導診、陪診服務，特別是幫助老年用戶掛號與陪診”大相徑庭，這是一個互聯網+“號販子”的平臺。

加強對網上掛號的監管

　　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聯合公安部、中央網信辦等部門聯合開展了為期一年的“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整治行動。根據原衛生部、公安部《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中的規定，倒賣醫療機構掛號憑證的，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據了解，多數號販子只能按《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處理，懲罰上限是拘留15天并處1000元罰款。只有少數情節嚴重的號販子才能按照《刑法》處理。由于違法成本較低，多數號販子出來后會重操舊業。

　　在互聯網時代，號販子的違法行為更加隱蔽，對監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偽裝成互聯網醫療服務創新平臺的掛號App已經成了號販子的庇護所和法外之地。記者看到，相關報道刊載后，這些平臺仍在接單并未收手。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單勇認為：“對于掛號平臺來說：第一，先看平臺的這種營銷形式侵犯了誰的利益，特定法律又是如何保護這種利益的。第二，要看《網絡安全法》賦予特定平臺何種法律責任——是民事責任?行政違法的責任?還是刑事責任?第三，還要看特定平臺是否履行了監管義務，如何履行的監管義務;如不履行監管義務，則政府管理機構應對平臺處以何種處罰。總之，在國家保護互聯網創新的背景下，一定要注意鼓勵互聯網創新與監管互聯網平臺的均衡。”

標本兼治維護就醫秩序

　　從技術層面打擊倒賣就診號的違法行為同樣需要互聯網思維。一方面，可以在掛號實名制之外，收錄患者的生物識別信息，運用人臉識別、指紋識別等技術精確定位患者，使號販子掛上號也賣不出去，從源頭上堵漏。另一方面，醫院可以考慮設置隨機放號，讓號販子無規律可尋，同時，利用大數據技術加強對異常賬號的監管，設置退號上限，增加號販子操作難度。

　　目前，乘坐飛機和高鐵已經納入社會誠信評價體系之中，對于預約掛號系統中明顯活動異常的賬號也可以考慮對其進行失信懲戒，限制其就診權利，發揮失信懲戒機制的震懾作用。據悉，今年年初，北京市表示將建立執法部門、掛號平臺和醫療機構三方共享的“網絡號販子”黑名單制度，努力實現對號販子的聯合懲戒，并計劃借鑒12306鐵路購票平臺的“慢速掛號”機制，將疑似使用外掛技術搶票的賬戶列入“慢速排隊”名單。

　　除了技術層面的問題外，掛號難的根源在于優質醫療資源的匱乏與分布不均衡。目前，分級診療制度正在逐步建設中，建立“醫聯體”“醫共體”將成為改革方向。解決大醫院掛號難要對患者進行有效分流，發揮好社區醫療機構的作用，使優質資源向基層延伸;同時促進醫療水平的區域均衡發展，通過人員培訓、疑難重癥的會診和對口支援進行資源互享。讓號販子無計可施、無利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