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則將全球較普遍的質量問題歸為四個字：寅吃卯糧，即“現在花將來的錢”，在公共方面體現為過分強調福利國家造成赤字嚴重，私人層面體現為儲蓄過少。

　　中國的兩種失衡

　　更多人關注的是夏季達沃斯的舉辦地——中國，他們對于中國勢頭不減的增長速度表示吃驚，也對其是否能夠對深陷經濟危機泥潭的歐美施以援手寄予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會上發問溫家寶：中國能采取什么措施來幫助國際社會，特別是歐洲有關國家和美國迎接金融領域的挑戰？    

　　更多的聲音認為中國不能盲目樂觀，因為中國所面臨的增長質量問題更為典型和突出。茅于軾直指中國發展中存在兩種失衡，一種是過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種是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的內部失衡。由此，他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對于中國的意義尤為重要。

　　茅于軾進一步將經濟增長質量的標準歸為五個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環境保護、通貨膨脹率、就業、經濟泡沫，而中國在這些要素上均問題突出。

　　史進德則認為，中國政府更關心的顯然是內部失衡，如國內通脹加劇、貧富差距拉大等影響社會穩定的嚴峻挑戰，而“解決內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說要積極拉動內需，但實際做起來卻很困難，這是中國經濟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任保平同樣認同中國經濟增長嚴重失衡的觀點，“失衡是過去中國模式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他認為，這些失衡問題主要包括了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失衡；資本回報率和生產要素回報率的長期失衡；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過低)。

　　另外，任保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還受到體制性因素的嚴重影響。“從以往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到現在的注重增長質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沒有成效，主要是由于體制這一經濟增長的支持因素發揮效果不力。”

　　提高國家治理質量

　　體制因素在卡馬耶夫的著作中同樣被提到。卡馬耶夫認為，在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中，人們常常忽視三個關鍵因素，其中之一是“國家治理的質量”。

　　任保平解釋稱，所謂國家治理的質量，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是公民的參與度，而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同樣突出，亟須提高。否則，再好的經濟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們不能夠參與其中，也往往因為利益關系不合理而導致政策在執行環節流產。因此，應將國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變為公共治理，方可實現治理質量的提高。

　　這成為他在強調結構問題、穩定性、福利效果和環境代價等主要因素之外，特別關注國民素質的重要原因，“經濟增長中，除去政治因素，同樣會因為人們綜合素質過低，無法準確理解和執行經濟政策而導致增長質量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