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銀行及其監管部門的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銀行的理由是：ATM機自身無法盈利，因此只好靠漲價來彌補這個“窟窿”。而銀監會給出的理由則更為冠冕堂皇：此次銀行跨行取款收費標準上調，是市場調節下的結果。

　　這兩種解釋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ATM機及其跨行取款業務虧損得這么厲害，那遵循市場調節的規律，銀行應該大規模壓縮ATM機的使用才對，為何還要拼命擴張呢？比如工行在“2009年業務綜述”中就透露，工行持續加大對自動柜員機和自助終端設備投放，截至當年末，自動柜員機34089臺，增長19.0%。這種貌似“違反”市場規律的行為，不能不讓廣大儲戶疑竇頓生。

　　不僅如此，作為壟斷企業，銀行業的漲價行為也難言是市場行為。有人說，中國存在著這么多的銀行，市場競爭不是很充分嗎？其實這只是個誤解。在我國的銀行業中不僅存在著國有銀行在規模上的巨大優勢，而且對新進入者有著近乎苛刻的限制條件，造成了我國金融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少數國有銀行具有絕對話語權的格局。

　　應該承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銀行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以工商銀行為代表的銀行企業甚至一度登上了“全球500強”的最高寶座。但是，規模并不完全等同于競爭力。銀行業的效益不高，跟管理成本高企、效率低下有直接關系。根據相關機構的研究表明，金融行業2009年每家公司的管理費用平均高達117億元，是A股整體水平的22倍。人工成本是管理成本中的重要構成部分，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居各行業之首，而銀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又居金融業之首。

　　事實上，對中國銀行企業而言，持續大幅度地提高各項中間業務費用，也不一定能達到改善中間業務占比低的局面。比如跨行取款費用的增加可能導致部分持卡人通過盡量在本行取款等手段，規避同城異行取款的手續費。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銀行ATM機結算業務收入不增，或增幅極小。在美國就曾經出現過類似的適得其反現象：1996年美國允許跨行取款收取附加費后，消費者開始盡量選擇在本行ATM機上取款，次年便首次出現了跨行交易量的大幅下滑。

　　金融業的發展歷史表明，世界上競爭力最強的銀行沒有一家是靠服務費用不斷漲價而形成的。很顯然，中國的銀行也不能沉迷于利用壟斷力量，單純地依靠服務費用漲價改善盈利狀況，而需要在持續的金融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和恰當的市場競爭戰略方面多下工夫，這才是中國銀行企業真正邁向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的正確之道。(作者李長安 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