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系走到刀刃相見，這無疑是一個雙輸的結果。然而一起醫療糾紛，三年時間審而未定，在醫療官司中堪稱普遍。很多時候，當某些積怨無法依賴制度安排而得到排解，它必然會發泄在個體身上。
　　
　　9月15日，王寶洺將一腔怒火化作1刀無情地砍向了他的主治醫生。此消息經媒體曝光后在坊間引起熱議，醫患糾紛的話題也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持刀相向，暴力傷人，理應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制裁。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王寶洺”事件已經不是醫患關系中第一個極端個案。
　　
　　無獨有偶，9月8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穆新林副教授遭到患者家屬毆打，左脛骨撕脫性骨折，頸椎半脫位，脊髓水腫。
　　
　　近年來醫患糾紛事件不斷，沖突形式日益極端化，以大的社會背景而論，這是社會成員之間信任度大幅降低的縮影。
　　
　　從理論上來講，醫患關系在法律意義上是一個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醫療服務合同關系。但在現實中，患者卻依然處于被動的位置。
　　
　　在診療過程中，病人要遵醫囑、要聽醫生的、要簽“生死狀”。醫患關系中，信任感的缺失，無疑是一切矛盾的開始。
　　
　　如果說醫患雙方完全互相喪失了信任，而病人并沒有醫療判斷能力，便很容易把醫生當成草菅人命之人。
　　
　　中國人自古對醫生的德行都有一　　種期待，那便是“醫者仁心”。人們并沒有將醫生的醫療水平放在首位，而是將“仁”作為對醫生的最高贊譽和道德標尺。
　　
　　在醫患關系中，想要彌合信任這道裂痕，首先需要仰賴的是醫者出于職業而發的“仁者之心”，即對患者時刻保有的一份“敬畏之心”。
　　
　　在王寶洺傷人后的第一時間，衛生部便出面強烈譴責此事。衛生部作為衛生行政部門，既要經營醫院又要管理醫院，既要當家長又要當裁判，站在醫院和醫務人員的立場上說話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行政主管部門不能公正地處理醫患糾紛，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場上處理問題，只能使醫患矛盾更深。
　　
　　醫生，作為一個特殊職業群體，稍有疏忽便會成為眾矢之的，維護醫生的合法權益固然重要，但對違規醫生進行懲戒更重要。
　　
　　目前，國際上很多國家在他們的執業醫師法中專門授權給醫師協會，或者叫醫師公會，授權他們成立醫師懲戒委員會，對于道德敗壞、違法亂紀的醫生進行懲戒。這個懲戒包括一般的懲戒和采取嚴厲的手段，甚至清除出醫生隊伍。
　　
　　只有把醫生隊伍當中的害群之馬清除出局，保證這支隊伍的純潔，這支隊伍才有社會公信力，才能得到群眾的認可。
　　
　　從醫患關系走到刀刃相見，這無疑是一個雙輸的結果。然而一起醫療糾紛，三年時間審而未定，在醫療官司中堪稱普遍。
　　
　　很多時候，當某些積怨無法依賴制度安排而得到排解，它必然會發泄在個體身上。
　　
　　“強烈譴責”、“嚴懲不貸”、“追究到底”的強硬措辭，在復雜的醫患關系背景下，對改善現狀可能是無力的。
　　
　　醫患關系惡化，究其緣由，可能是司法的不作為，也可能是醫療事故鑒定機構效率低下拖累了司法。更讓患者擔心的是，一旦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程序，出面組織鑒定的是衛生主管部門，負責鑒定者則多為醫療界人士，其中立性很難保證。
　　
　　此前還有媒體披露，個別醫院在醫患糾紛產生之后，利用技術上的不對稱，補正、涂抹、篡改醫療記錄，致使患者維權困難。
　　
　　在醫學活動的過程中，醫生和患者之間需要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人際關系，這是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必然要素。如果不解決“信任”這個醫患關系中的核心矛盾，恐怕“王寶洺”事件還將會繼續上演。